人的一生，最幸運的事情莫過于遇到好老師。

我的導師徐大同先生，有一個座右銘：“教學問，教做學問，教做人。”當時還在做學生的我，有樣學樣地也給自己搞了一個：學學問，學做學問，學做人。

如今，快30年過去了，我自己也成為一名教師，越發感覺到這十個字的分量。

對一個人來講，無論是知識、素養還是能力，都要一直學習。所謂以學益智、以學修身、以學增才，要努力學習各方面知識，努力在實踐中增加才干，拓寬眼界和視野，才能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無知而亂的困境。

我出生在農村。小時候家里沒有多少書，在外面看到書就想抓過來讀。那個時候，農村習慣用報紙糊墻。去別人家玩兒，我最喜歡干的就是讀墻上的報紙。同村的大哥是郵遞員，我每天都要去他家里，希望能借機看到新來的報紙和雜志……

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喜歡看書。回憶起自己在負篋曳屣、四處求學的青春年代，我始終以一種開放的態度來對待學問，讀了很多經典著作。在我看來，做學問要秉承理性立場，博采眾長，這樣才能不斷拓展自己的視野和思維。

對于學學問，記憶力只是一塊敲門磚，理解才是一把金鑰匙。我上學的時候，用一個暑假學習法律，開學后的那個學期參加考試，拿到了律師資格證，很多人都覺得驚訝。我經常跟學生說，那些你能正常理解的內容，不需要特別記憶；對于那些不太好理解的內容，要認真理解并記下來，這才是增長學問的機會。

對研究生來講，“學做學問”比“學學問”更重要。學習的目的不僅在于知識和素養，還在于科學研究。這不僅要求學生掌握知識，而且要走到知識的最前沿，并尋求突破，有所發現和創新。當然，這無疑是雙重挑戰。因為研究越是有創新意義，就越要挺進無人區；越要在無人區有所發現，就越需要在科學方法、創新意識上迎接挑戰、披荊斬棘。其中，最要緊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對頭”，解決好“過河”的“橋或船”問題。

良好的知識體系對于做學問來講，重要性不言而喻。人在大學畢業前，差不多20年的時間里，都是在努力打好這個知識體系的基礎，大部分人終其一生都在不斷充實、優化自己的知識結構。而無論寫學術論文，還是畢業論文，都需要在已有的知識結構上就某個特別的研究方向進一步深挖——這樣，才能挖出汩汩甘甜的泉水，體會到收獲新知的快樂。

徐先生有很多地方，對我影響很深。其中有兩條，印象格外深刻，那就是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一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二要樹立為中國研究西方的情懷。徐先生先后在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和天津師范大學從教近70年，一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政治思想。2019年先生去世前發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題目是《越研究越自信》。現在翻看，仍深有感觸。

我們研究西方政治學，不能想象突然就搬來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飛來峰”，而是要通過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發展規律，總結其經驗教訓，以提高我們認識國家、組織國家、治理國家的水平，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就我本人而言，我研究西方民主，也做中國民主的研究；不是為了研究西方而研究，而是為了中國發展而研究。越是把對西方政治思想的思考同中國具體實際聯系起來，就越能發現“中國之治”背后的神奇密碼，就越會對自己的制度和文化充滿自信。

在做人方面，徐大同先生是一位擁有大智慧的政治學家。先生生前住在學校里，我經常去家里陪他聊天，不經意間，他會把人生經驗一一傳授給我。這些經驗，書本上找不到，卻非常有意義。現在想起來，做學問，很多是做人的道理，也讓我更多悟到了先生“教做人”的要義。現在，我也經常這樣教導學生，引導他們每天舉一反三、鍛煉身體，盡可能幫助他人。

對于政治學這門學科來說，人文精神和社會責任是必修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不能丟掉，更要充分挖掘和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關于治國理政的豐富思想理念和科學思維方法，不斷賦予其新的內涵和時代價值。例如，我們黨開創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與中華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等治理傳統、“兼容并包、求同存異”等政治智慧都有深刻關聯。

中國傳統社會有自己豐富而獨特的知識體系，推動著中華文明的繁榮和發展。我們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最關鍵的，是要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進而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真正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

中國的協商民主就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范例。但實際上，國際學術界對此了解并不多，甚至有很多誤解。我用了2年時間，和團隊一起搜集和調研了300多個中國城鄉基層協商的案例，最后用內容分析形成的量化數據證明，在中國基層，不僅有協商民主，而且是高質量的協商民主。這一結論在墨爾本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后得到積極反響，并成功發表在國際高水平期刊。

在數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人工智能等技術為人文學科帶來了知識生產、價值規范、倫理約束等深刻變革的發展契機。與此同時，面對數智技術對人類交流方式、情感反應模式、道德倫理體系產生的強烈沖擊，文科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文科無用論”甚囂塵上，“文科危機”再度顯現。

對此，我始終認為，在人工智能突飛猛進的當代世界，人文精神和社會責任更加凸顯其重要性。如果沒有完善的倫理對齊和制度約束，人工智能的發展必然會走偏，成為人類的洪水猛獸。換句話說，技術導致的不確定性，必須用制度的確定性來駕馭。“天行有常”“應之以治則吉”。所謂“應之以治”，這正是政治學的專長。為此，我經常鼓勵學生：人工智能不是替代了我們，而是為我們開展工作提供了更好的工具。

展望未來，政治學應立足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偉大實踐，加快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建構，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養能力，深刻領悟中國之路、中國之治、中國之理，在述學立論和咨政建言中，服務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進展。同時，要營造良好的學術生態，鼓勵創新，加強合作，為青年政治學人創造更好的學術成長環境。

來源：《光明日報》